047章：东厂太监 1

　　厂卫指的是锦衣卫、东厂、西厂的简称，都是明朝的特务组织，所执行的职务不尽相同。

　　朱元璋设置锦衣卫以消灭功臣为目的，罗织罪状，置无罪的人于死地。朱元璋担心自己死后，下一代皇帝驾驭不了文武功臣，所以他几兴大狱，假借若干由头，把辅佐他打天下的文武功臣屠戮殆尽，胡惟庸、蓝玉两案，株连有四万人，足见他残酷的程度。作俑之始，就是皇帝心术不正的产物，所以后遗症是特别的严重。

　　朱元璋下令焚毁锦衣卫的刑具，所押囚犯转交刑部审理，同时下令内外狱全部归三法司审理，将锦衣卫废除。不过始作俑时心术已坏而造成的弊政是难以断根的。明初两代皇帝重用锦衣卫，其后弊病终难以去除。

　　朱棣在靖难之役中用武力非法推翻了建文帝，在南京自行登基，改元永乐。当时社会上对永乐的合法性异议纷起，一方面建文帝未死的流言不时出现，另一方面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对新政府并不是十分的支持，而朱棣也对朝廷大臣多有不信任。

　　他觉得设在宫外的锦衣卫使用起来并不是很方便，于是决定建立一个新的机构。在朱棣起兵的过程中，一些宦官和和尚出过很大力，如著名的郑和、道衍，所以在他心目中，还是觉得宦官比较可靠，而且他们身处皇宫，联系起来也比较方便。于是朱棣一反太祖关于宦官不得干预政事的禁令，开始重用宦官。

　　明朝为了强化中央集权制度，从明太祖朱元璋起开始设立特务组织，并逐渐形成厂卫制度。锦衣卫、东厂、西厂的简称，都是明朝的特务组织，所执行的职务不尽相同。锦衣卫是皇帝的侍卫机构，前身为太祖朱元璋时所设置的御用拱卫司。

　　改设为大内亲军都督府，设置锦衣卫，作为皇帝侍卫的军事机构。朱元璋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特令他掌管刑狱，赋予巡察缉捕之权，下设镇抚司，从事侦察、逮捕、审问的活动，而且不经司法部门。明代设置的锦衣卫，是著名的酷政。

　　明代有许多朝廷官僚以外的、直属皇帝的专设监察、刑狱系统，包括锦衣卫、东西厂、镇抚司狱等，这类系统，自己有军队、有监狱，又直接向皇帝负责，基本上贯彻于整个明皇朝的始终。把它们与廷杖，皇帝在朝廷打臣僚板子的肉刑加在一起，一语道破了贯穿明皇朝的特别的酷政性质。

　　东厂为明成祖朱棣所设置的，在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侄子的皇位后，朱棣的精神一直处在高度的紧张之中，一方面建文帝未死的流言不断的出现，另一方面，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对新政府并不十分的支持。为了巩固政权，朱棣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专制机构，但他觉得设在宫外的锦衣卫使用起来并不是很方便，于是决定建立一个新的机构。

　　在朱棣起兵的过程中，一些宦官和和尚出过很大的力量，所以在他心目之中，还是觉得宦官比较可靠。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建立了一个由宦官掌领的侦缉机构，由于地址位于东安门北侧，因此被命名为东厂。

　　东厂的职能是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起初东厂只负责侦缉、抓人，并没有审讯犯人的权利，抓住的嫌疑犯要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审理，但是到了明末，东厂也有了自己的监狱。

　　东厂的侦缉范围非常的广，朝廷会审大案、锦衣卫北镇抚司拷问重犯，东厂都要派人听审；朝廷的各个衙门都有东厂人员坐班，监视官员们的一举一动；一些重要衙门的文件，如兵部的各种边报、塘报，东厂都要派人查看；甚至连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柴米油盐的价格，也在东厂的侦察范围之内。

　　东厂获得的情报，可以直接向皇帝报告。东厂番子每天在京城大街小巷里面活动，并非完全为朝廷办事，更多的是为自己谋私利。他们常常罗织罪名，诬赖良民，之后就屈打成招，趁机敲诈勒索。到了明朝的中后期，东厂的侦缉范围甚至扩大到了全国，连远州僻壤，也出现了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搞的举国上下人人自危，民不聊生。

　　在与锦衣卫的关系上，东厂则是后来居上。由于东厂厂主与皇帝的关系密切，又身处于皇宫大内，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东厂和锦衣卫的关系，逐渐由平级变成了上下级关系，在宦官权倾朝野的年代，锦衣卫指挥使见到了东厂厂主甚至要下跪叩头，权威在锦衣卫之上。

　　明宪宗时为了加强特务统治，在东厂之外增设了西厂，与东厂及锦衣卫合称厂卫，用太监汪直为提督，他的权力超过东厂，人员为东厂一倍，活动范围自京师遍及各地。后来因为遭到反对，被迫撤销。

　　武宗时宦官刘瑾专权，正德元年复置西厂，刘瑾被诛杀之后，即废去。西厂的成员是由锦衣卫所选拔出来的，宪宗定下了所领缇骑锦衣卫校卫的人数要比东厂多一倍，又把东厂与锦衣卫的职权包揽起来，它的职权比东厂和锦衣卫更大。而西厂的职务是侦查民臣的言行，并可以对疑犯进行拘留、用刑，西厂又把监狱以及法庭混为一体，而且可以随意逮捕朝中大臣，可以不向皇帝奏请。

　　西厂的成立让汪直的官衔更上一层楼，也令他的气焰更高，汪直脚下的党羽甚多，每次出府都是横行霸道。另外之前提对西厂可以随意逮捕朝中大臣，并不向皇帝奏请，无形之中造成了许多宗的冤案，西厂成员也可借厂中的权力陷害异己，残害忠良。西厂所限定的侦查范围不只是区区的北京城，而是全国各地，任何人也会成为西厂所监视、所陷害的对象。

　　王阳明不让朱厚照来，朱宸濠的杀手组织只是一个借口。唯一的理由是，朱厚照不会是一个人来，十几万大军就如漫山遍野的蝗虫，所过之处人民必定遭殃。他们仅以搜索朱宸濠余党这一堂而皇之的理由就能让无数百姓家多年的积蓄化为乌有。

　　王阳明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押着朱宸濠急速北上，在半路堵住朱厚照，让他没有理由再来南方。王阳明把朱宸濠等一干俘虏装进囚车，从水路出发去堵朱厚照。

　　张忠和许泰一路猛追，终于在广信追上王阳明，再派两位高级宦官去见王阳明，声称是奉了皇上朱厚照的圣旨，要王阳明把朱宸濠交给他们。

　　王阳明这次面对的不是锦衣卫，而是东厂太监。锦衣卫还有点人性，东厂全是兽性，王阳明用对付锦衣卫那套办法对付东厂太监，显然是胶柱鼓瑟。他对弟子们说，对付恶人，千万别引发他的恶性，你不能和恶人直来直去地对着去干，要懂得斗争的技巧。恶人也不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他们最怕的就是丧失利益。对付他们，只需要给他们摆清利害关系，他们就会知难而退。

　　南赣剿匪让王阳明声名鹊起，但也招来非议。有不少人认为他动用兵器杀死土匪的做法有悖孔孟仁义之道，也与他所提倡的心学背道而驰。对此王阳明这样的解释，人人都有良知，盗贼也有。但他们的良知被遮蔽太久，光靠理论灌输是不可能被唤醒的，非用强力不行。当强力也没用的时候，就只剩下消灭了。

　　一个作恶的人并非心是恶的，而是被驱使、被私利蒙蔽、被情绪驾驭，从而损物害人，无所不用其极，甚至连自己的亲人也不放过。对这样的人，除了消灭之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原本以为平定了南赣土匪可以稍事休息，没想到更大的暴风雨接踵而至，那就是宁王朱宸濠的叛乱。这时王阳明才意识到王琼非要他留守江西的真正目的。

　　平定宁王的事情还要从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那里说起，登上皇位的朱元璋为吸取元朝覆灭的教训，认为必须要建立藩王，从而牵制中央权臣的权力，将君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同时为了避免重蹈七国之乱和八王之乱的历史覆辙，他对藩王采取不列土、不领民的政策。

　　不列土就是藩王们没有自己的土地，不领民是说藩王们不直接管理百姓，他们只是管理王府而已。他们可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也就是王府卫队，但不得超过一万五千人。这点人数比起帝王的正规军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藩王们即便有心造反，也没有那个实力。

　　这一个政策听上去十分完美，谁曾料想第一个破坏政策的不是别人，正是朱元璋本人。蒙古残余犯境的时候，朱元璋为维持稳定，允许边疆藩王将卫队人数增加到五万人。在与蒙古残余作战的时候，这个数字不时地增加。在一次次实战中，藩王们的卫队完全可以称得上是野战兵团了。

　　其中被培养起来的就有燕王朱棣和宁王朱权，不过在这二人之间，朱棣更有心机，不仅利用了朱权，还一举登上了皇位。朱权的后人朱宸濠一心想要为祖上一雪前耻，于是把谋权篡位当成计划二十几年的大事来办。

　　宁王朱宸濠在自己生日的这一天，发动叛乱。原本要前往福建平定兵变的王阳明本来对此大可不予理会，但良知告诉他，要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确保天下苍生免受战争之苦，于是开始对宁王之乱采取以卵击石式的反击。

　　宁王造反是经过严密的计划且有重兵的扶持，而王阳明却只能在事发突然的情况下四处征集有限的兵马来加以应对，实力悬殊由此可见。但这并没有妨碍王阳明在短短四十三天之内平定叛乱并活捉朱宸濠。

　　知己知彼，善用心计。王阳明知道朱宸濠并没有什么实战经验，遇到紧急情况一定会自乱阵脚。于是他屡出险棋，让举棋不定的朱宸濠只能意气用事，作出错误的决策。

　　当机立断，绝不纵容。战场上士兵们的畏战情绪是胜利的第一大的敌人，深谙此理的王阳明采取极端手段振奋士气，借杀俘虏的机会声称杀掉的是不听指挥的士兵，这样便巩固了自己的领导权，也振奋了人心。

　　沉着冷静，泰然自若。就在士兵在前方作战时，王阳明仍然有空闲时间给弟子传授心学。有人问用兵是不是有特定技巧？哪有什么技巧，只是努力做学问，养得此心不动。平时就要在良知上用全功，才能逐渐培养起自制力。

　　是不是做到不动心，就可以用兵如神？当然不是，打仗需要亲身经历，就像给自己下猛药，是不得已。王阳明不是嗜杀的狂魔，他最喜欢的还是学问，做圣贤依旧是他的唯一追求。

　　致良知难在知行不一，做圣贤的方法早在多年前已经被王阳明领悟，那就是致良知。一件事摆在眼前，做还是不做？做，为何做？如何做？不做，为何不做？如何不做？都要听从良知的召唤。这个道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难处就在于很多人知行不一，总是违背良知的教导。在王阳明看来，只要按照良知的指引去做事，就可以获得不动如山的心境和排忧解难的智慧，只要心里想做，就没有做不成的事。

　　平定宁王之后，王阳明的心学得到了更多人的追捧，同时有多少人追捧就有多少人棒杀。理由是王阳明的心学与禅宗没有二致，无非是枯禅而已，违背了儒家学说。王阳明指出自己的学说与孔孟之道一脉相承，在发现心学的妙用之前，他承认自己也很乡愿，后来按照良知为人处事，渐渐养成了狂者的胸襟，有所为有所不为，真正感受到了知行合一的强大力量。在任何时刻都坚持真理，依照是非善恶行事，做到于问心无愧。